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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基督徒关于基督徒言说争论的一点思考[一]
  
  近些年来,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去魅”,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民间发展迅速,既有继承传统儒家文化而来而“儒教”说[以蒋庆为代表],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作为一种相对于中华文明的“异质信仰文化”,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从乡村居民到城市民众,一直到持“政治异议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涉入,更从公共领域为基督教传播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纬度,引发不少争议。
  众观历史,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信仰在国内的传播并不抱好感,即使抛却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对宗教全无好感推崇唯物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半也都是持无神论,信奉的是世俗的、以个人权利主体性为支点的自由主义[如蔡元培写《以美育代宗教》,并涉入反宗教活动,胡适对待宗教和科学的观点,以及在科玄论战中知识分子普遍的反宗教态度],对基督教并无多少好感。 “民主与科学”是当时知识分子推崇的两个旗帜,在他们的眼中:基督教在西方的位置作用类同于“孔家店”在中国的位置,都是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维护思想专制的腐朽之物,西方正是靠“思想启蒙”才打破神学专制,走上民主科学的道路。当时国人的思想言说中普遍带有“科学主义”(Scientism)特征,不仅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成果全然接受,连人生观价值观都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予以建立,自然而然排斥一切违反“科学”和“理性”的宗教。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更多是因为她与传统中国文化相违背(anti-traditional);但第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反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与现代科学相冲突(anti-modern),而文化上的反感则退居其次了。再加上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基督教更被许多国人当作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的工具,这样的态度直到后来基督教会中人参与国内地方上的社会改革活动才有了改观,可在公开的政治公共领域基督教并没有怎么介入,也缺乏有影响力的秉持基督教神学思想和政治观念的代言人。
  而当代中国随着基督教传播的迅速,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相当多的都开始亲近基督信仰,其中部分是源于对支撑宪政的超验价值资源的寻求,部分源于个人的信仰以及道德力量的支撑。而这部分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言说以及活动也深深打上了“基督信仰”的烙印,个人感觉这是一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在我看来,宪政制度也只是一种器具,而充斥其中的文化信仰是真正的体,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维新,也可以和宪政嫁接]过去的“西化”是“制度上的希腊罗马化”,而现在的“西化”则添加的是“文化信仰上的希伯莱化”;同时也是一种对公共领域言说方式的冲击,在此之前,国人要么秉持华夏传统论政,要么用宪政思想经济市场理论论政。
  而对于其他无宗教信仰来说的秉持启蒙理性为最高判断来源的普通民众包括知识分子来说,对于基督徒的涉入以及他们的宪政超验价值说并不认同,而自身“文化心理深层的沉淀”也让他们对于这个“异质文化”亲近不了[即使不少保持“礼教吃人说”的人身上或多或少也有传统的烙印]。
  再加上这种新颖的言说方式:试想在公共领域的争论文章中充斥了“上帝”“罪人”“赎罪”“恩典”“宽恕“……等辞藻。非基督徒的国人哪能接受。
  另外就知识分子信徒而言,这种在公共政治领域的“宗教论政”方式毕竟是新的产物,也许是这些信徒们对于在公共领域进行政治争论表达信仰带有“陌生性”,由于经验的不足导致他们的阐述表达不够准确让人误解,另一方面正如常为人弊病的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负”一样,不少知识分子信徒身上带有一种“神性”的自负,和前者一样有种“真理在手”的幻觉。
   在公共领域发生的争论,我视之为一种能达至有效的供多方参与的交往行为,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协商得到最低限度上的的共识。参与者的观点本就不同,再加上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以及不确定性,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读及错觉再所难免。因此我认为在伦理上参与各方应该多一些宽容,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容忍先于自由”。
  因此,非基督徒在与基督徒论争时,尽可能的抛却“先入为主的偏见“,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多尝试“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新手焦虑“,另外,正因为基督徒的公共政治论说是一种崭新的“存在”, 那么他们就更应该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发言,在公共领域论说是对于公众的发言,公众自然包括国内绝大多数的非基督徒,而追求的目标的是对方对自己的承认,是对对方的说服以求达到一定限度的共识,这不是教会圈子里的“自说自话”,教徒们应宽容的考虑到普通民众对于宗教言说的承受力,以及言说的可持续性,用更能让人接受的方式发言。基督徒应该是相当谦逊的,信奉基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应该做到这点。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认为哲学是有“毒素”的,只有少数人能承受掌握“真理”,对普通人来说容易走火入魔,甚至反过来引发民众对哲学的“迫害”,因此哲人在面对城邦公众言说时应该审慎地对待自己的语言。对于“神学”来说这个道理仍然可以成立,要想“福音”更广泛的传播以及被其他人理解,“审慎”对待自身的行为发言是必要的。
  从本质上讲“信仰”是一种无法辩论的存在,就像美国延续至今的“上帝造人”和“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一样,如果大家都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再加上法律规则对自由权利的保障,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和互相尊重还是很有可能的。
  
  注:本文分两部分,下半部分是关于一些具体文本案例的分析,不过由于本人自身观点上的一些矛盾,再加上资料收集的不足,暂时不拿出来向大家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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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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