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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曹树基,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人口普查资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载数据,对1958-1962年间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五年大饥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万,占灾前全省人口总数的13%.
  
    关键词: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1958-1962年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in census and newly published chorography ,theessay makes an estimate of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during the periodof 1958-1962.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reaches9.4million ,which accounts for 13%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Sichuan beforethe great famine.
  
    Key words :the population of Sichuan,unnatural death,the period of 1958-1962
  
    迄今为止,有关"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口死亡数量的研究,大多依据全国性的人口数据来进行,所得结果相差甚大,令人难以把握。笔者采取不同的分析策略,以省为单位,逐省展开相关的研究工作。通过各省人口死亡数累加,即可得到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
  
    在目前各家的研究中,金辉的研究方法最值得称道。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列算式如下: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1]只不过,利用全国数据进行研究,可以不考虑因行政区变动而产生的人口迁移问题,而进行分区研究,则必须讨论因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口变动。列算式如下: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净迁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项全国性的研究中,笔者借用清代的"府"作为稳定不变的政区,本文作为这一大型项目的一部分,仍采用这一虚拟的政区。[2]
  
    四川省人口众多,灾情严重,人口死亡也多。就资料而言,四川省虽然是人口死亡大省,但四川省的地方志书所记载的人口资料相当可靠,隐瞒或篡改资料的现象并不多见。只是由于四川灾情延续时间长,1958-1962年的整整五年,均可视作灾年。在有些县份,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上升,1963年的人口死亡率仍未下降,本文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或人口增长率来确定灾年。兹分府分析如下。
  
    1、成都府
  
    成都府境包括成都市、双流、新都、华阳、新繁、金堂、彭县、温江、崇庆、新津、崇宁、郫县、灌县、简阳、什邡和广汉。合而计之,1953- 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6‰,1964-1982年为21.6‰。[3]由于政区变动频繁,无法分县论述。从已经查阅过的新都、温江、灌县、广汉、简阳、双流、金堂、新津、郫县、什邡、崇庆十县县志看,每县均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由此推测成都府各县的情况大体如是。鉴于成都平原的灾情特别严重,也推测成都市不能幸免于难。
  
    根据新都等十县县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4‰。[4]这一数据并不确切,是因为双流、金堂、郫县等三县1954年人口少于1953年。此三县邻近成都市,小块区域的划出可能是造成1954年人口减少的原因。从1954年至1957年,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若排除双流、金堂、郫县不计,其他七县1953- 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9‰。由于成都市区另计,故以18.9‰作为成都府属各县灾前人口增长速度。
  
    1953年,成都市人口只有85.7万,1964年多达158.3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7.4‰。成都市人口高增长,既有周边乡村人口的移入,也有外地人口的迁进,又有政区变动所导致的人口增加。由于记载的缺失,不可能将人口的来源及数量一一辨析。兹将1953-1964年成都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当作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加权平均,1953- 1957年成都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5‰。以此测算灾前人口。1962-1964年,新都等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5‰,1964-1982年为18.7‰,数据合理可靠。以此测算成都府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成都府境净减少人口61万。依金堂、灌县、双流、简阳、新津、什邡、崇庆、广汉八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可知从1958年至1962年,八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境内,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2万。成都府境五年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83.2万。
  
    金堂、灌县、双流、简阳、崇庆、新津等六县县志记载有历年人口迁入数与迁出数。五县合计,大饥荒五年中共迁入人口46.2万,共迁出人口53.1万,净迁出人口6.9万。1964年,此六县人口占排除成都市后全府人口的55.7%,以此比例推算,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2.4万。扣除净迁出人口,成都府境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0.8万。
  
    从历年人口数据看,似乎简阳县人口减少得最多。1958年底,简阳县人口为123.3万,1962年底仅存86万,净减少人口37.3万。其实,这不是人口本身变动所致,而是由于1959年10月将龙泉驿区全部划归成都市管辖的结果。1959年简阳县人口净减少约24万,根据当年人口死亡率估算,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万,净迁出0.7万,其余17.3万人口为龙泉驿划出人口。大饥荒五年间,简阳县合计死亡人口27.4万,其中正常死亡人口大约5.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22万。根据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计算所得人口增减值与历年人口增减值吻合,说明《简阳县志》所载人口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关于大饥荒时期简阳县的灾情细节,请读亲身经历大饥荒的惠文先生在简阳的工作笔记《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5],兹不赘述。
  
    2、绵州
  
    绵州境包括德阳、罗江、绵竹、绵阳、安县、梓潼六县,其中罗江并入德阳,实为五县。在查阅的四种地方志中,各县均经历规模不等的人口死亡,推测全府皆陷入大饥荒。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绵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4‰,1964-1982年为21.2‰。人口死亡有相当大的规模。
  
    据德阳、绵竹、绵阳、安县县志提供的历年人口数据,1953-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2‰ 。安县无1962年人口,德阳等三县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5‰。[6]三县灾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30‰-40‰之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人口迁入所致。安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6.4‰,是由于从1962年至1964年,安县接受了13807名来自潼川府境中江、三台、蓬溪、射洪、遂宁等县的移民。加权平均,四县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2.4‰,以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绵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1.5万。五年间德阳、绵竹、绵阳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60个千分点[7],推及全府,灾前还应增加人口11万。绵州境内减少人口22.5万。德阳、绵阳两县有相当完整的人口迁移记载,五年间两县共迁入人口32.1万,迁出人口33.1万,净迁出人口1万。以此推测,绵州境内净迁出人口约为1.5万。如此,绵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德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8万,绵竹县为4.4万,绵阳县为4.3万,三县合计13.5万。安县1957年人口为30.4万,1961年为28.1万,净减少人口2.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4万。梓潼县人口与安县相当,死亡人口也与安县相当。五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3、龙安府
  
    龙安府境包括北川、平武、江油、彰明、青川五县;1958年彰明、江油两县合并,变成四县。1953-1964年龙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5‰,1964-1982年为24.1‰。从1953中至1957年底,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4‰。[8]分县而论,平武县1953年人口多于1954年,是因为该县1956年有四乡划入北川。从龙安府境各县情况看,1953年除了人口普查数据外,各县并无其他人口统计。因此,平武县1953年以后的历年人口,是政区调整以后的数据。江油县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北川县1954年人口也就大大多于1953年。上述各县的政区变动,皆在龙安府境内进行,计算时不用对境域进行调整。另外,1957年8月至1958年1月,北川县接收了来自三台、蓬溪、遂宁、射洪等县7655名移民。这也是导致灾前龙安府境人口增长速度偏高的原因。
  
    1961-1964年,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7‰,其原因在于1962年江油县有4.4万人口的净迁出。1958年江油县净迁入人口11.5万,1959-1962年持续外迁,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累计达到10.1万。也就是说,除了死于饥荒者以外,1958年的迁入者,至1962年已经基本迁出。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龙安府境净增加人口0.9万。四年大饥荒中,五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万,龙安府减少人口多达1.3万。四年中,北川县净迁出人口1.3万,1958年6月茶坪乡有5742人划归安县,扣除不论,净迁出人口实为0.7万。江油、平武、青川三县合计净迁入人口6.3万,四县合计净迁入人口5.6万。如此,龙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9万。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北川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5万,平武县约0.9万,青川县约1万,江油县约4.5万,合计6.9万。两种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在龙安府境,江油县的灾情最重,死亡人口最多。《江油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江油县委检查组报告批露东安公社九区队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先后以扣饭、拆家、毒打、苦役等手段迫害社员167人,直接造成7人死亡。11月25日,县委紧急部署在十日内,全县将1921.5万公斤粮食集运到铁路、公路沿线粮站,保证城乡供应和上调计划的完成。1961年7月11日,356名社员误听谣传,因缺粮去北川县曲山公社挖白泥二千多斤煮食充饥,引起中毒。
  
    4、潼川府
  
    潼川府境包括盐亭、中江、三台、遂宁、蓬溪、射洪、乐至、安岳、潼南等九县。潼川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1964-1982年为16.3‰。在已查阅的潼南、中江、三台、安岳、遂宁五县县志中,遂宁、三台和中江三县灾前即属人口迁出区。五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2‰,1961-1964年为23.3‰。[9]以此推测潼川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潼川府境人口净减少76.7万。四年间,潼南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1个千分点,三台县超过26个千分点,中江县仅超过7个千分点。三县平均约为2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万,合计全县减少人口91.9万。四年间潼南县净迁出人口为0.93万。中江县有历年人口记载,却无人口迁移记载。根据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与历年年末人口数,估计四年间净迁出人口约为2.5万。以同样方法估算,同期三台县净迁出人口约为1.9万,三县合计净迁出人口为5.3万。以三县占全府人口比例推测,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4万。如此,潼川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77.9万。依各县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潼南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万,中江县约为6万,三台县约为10万,三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0万。其他县记载有缺,无法知悉详情。
  
  5、眉州
  
  眉州境辖四县:眉山、彭山、青神、丹棱。1953-1964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9‰,1964-1982年为23.6‰。人口损失的规模相当大。眉山县1957年人口较1956年减少0.8万人口,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95‰,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约1万人。如果1957年数据为真,则意味着是年有1.8万人口外迁。是年该县无人口外迁及区划变更的记载,姑且存疑。
  
  从1953年至1956年,丹棱、眉山、彭山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1961-1964年为34.9‰。[10]以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眉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4.2万。《眉山县志》关于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出生率计算错误,四年中实际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2个千分点,彭山县只超过8个千分点,合计超过3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7万,眉州境内共减少人口16.9万。三部县志均未记载人口迁移情况,根据眉山县所载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可知该地未有规模性的人口外迁,只在彭山县有1.2万净迁出人口,设州境内的净迁出人口为2万人,眉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5万。
  
  6、资州
  
  资州境包括内江市和内江、资中、资阳、井研、仁寿等五县;资州境内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2‰,1964-1982年为21.8‰。1964年人口少于1953年,证明当地的人口死亡的数量是惊人的。从1953年至1964年,资州府辖各市县当中,只有内江市的人口呈增长状,其他各县人口均为负增长。据《内江市志》所载,1954-1956年,内江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8.8‰、62.7‰和64.9‰。[11]这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而是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或区划变动所致。由于未见原书,细节不详。《内江市志》揭示1954年内江市人口死亡率只有3.2‰-8.6‰,1958年至1962年高达16.1‰-26.2‰,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有相当大的规模。1960年内江市人口出现负增长。与其他县相比,内江市的饥荒程度要轻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内江、资中、资阳、井研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7‰。[12]这一增长速度偏低,其原因在于1957年资中、资阳两县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如在资中,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达13.1‰,资阳则为17.9‰。灾后三年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这一增长速度较周边地区要低得多。仔细分析,资中县1963年人口增长率只有3.2‰,是不真实的。是年资中县人口自然增长2.6万,净迁出0.7万,净增长1.9万,而实际人口增长数只有0.5万,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资中县灾后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约35‰,资阳县为32‰,井研县1964年为33.4‰,平均约为33‰。考虑到资中、资阳两县灾后人口迁出略多于迁入,故定为30‰。
  
  依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资州境内净减少人口68万。五年大饥荒中,资中、资阳两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4个千分点,推及全州境内,灾前人口还要增加12.2万,合计减少人口80.2万。资中、资阳两县五年中净迁出人口1.56万,推测全州境内外迁人口约3.7万。如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6.5万。
  
  7、嘉定府
  
  嘉定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峨眉、乐山、五通桥区、荣县、威远、峨边、犍为、夹江、洪雅等县。1953-1964年嘉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64-1982年为24.8‰。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在嘉定府辖9.5个市县中,已经查阅其中6部县志。[13]另外,《威远县志》没有历年人口,只有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各项人口指标记载。分县而论,只有夹边县的人口变动稍有些离奇,其他各县基本正常。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4‰,1962-1964年为39.5‰。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嘉定府净减少人口38.1万。大饥荒五年中,洪雅、夹江、峨眉、犍为四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共3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8万,全府减少人口合计48.9万。《峨眉县志》和《夹江县志》记载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两县合计,五年中共迁入人口213709,共迁出人口224729,净迁出人口1.1万。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9万,嘉定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9.9万。
  
  7、叙州府
  
  叙州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宜宾市、宜宾、普安营、雷波、马边、富顺、隆昌、南溪、长宁、高县、庆符、筠连、珙县、兴文、屏山和沐川。已经查获的地方志多达9种,其中只有一种无历年人口记载。沐川、富顺、宜宾、兴文、珙县、长宁、隆昌、雷波八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2‰,1962-1964年为51.5‰。[14]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太高,是因为灾后宜宾县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107.9‰和121.1‰,宜宾县人口的高增长是政区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排除宜宾县不计,灾后叙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4‰,以此测算叙州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叙州府人口净减少58.4万。宜宾、珙县、长宁、隆昌四县大饥荒五年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合计为3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2万。叙州府境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71.6万。目前仅查到《珙县志》所载迁移人口,五年中净迁出人口6558人。推及全府,应有17.2万人口外迁。不过,叙州府境的自贡、宜宾两市人口增长迅速,迁入人口可能多于迁出人口。如此,设净迁出人口与大饥荒中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相当,则叙州府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在这一点上,叙州府的情况与嘉定府相同。
  
  8、泸州
  
  泸州境包括泸州市、泸县、合江、纳溪、江安和古宋。1953-1964年泸州境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4-1982年为23.3‰,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分县而论,1953-1964年泸州市人口大量减少可能与泸县人口增加有关,两县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1‰,与泸州府境各县同期人口变动速度一致。
  
  纳溪、合江、江安、泸县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1962-1964年为38.6‰。[15]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泸州净减少人口33.3万。大饥荒中,合江、泸县、江安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5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4万。不过,在合江县,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多达20639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多达9.7万。泸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6万。
  
  在《江安县志》中,1960年全县总人口为280759,出生人口为3919,出生率为10.1‰,全部死亡人口只有2047人,死亡率记作667.3‰,自然增长率记作57.2‰。死亡率实为7.3‰之误,而自然增长率是用67.3‰的死亡率减去10.1‰的人口出生率所致。由此看来,江安县1960年真正的人口死亡率为67.3‰。如此,是年死亡人口将多达1.9万,而不是0.2万。
  
  9、叙永厅
  
  叙永厅境只有叙永、古蔺两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64-1982年为18.9‰。叙永处于川南,与贵州、云南两省毗邻,人口的增长速度偏低。尽管如此,1953-1964年人口增长的低速度仍可说明该地经历过大饥荒,人口曾经大量死亡。
  
  《叙永县志》只记载有历年人口数,而无其他记载。古蔺县除了历年人口外,还记有历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从1953年至1957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3‰,1962-1964年为30.1‰。[16]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两县净减少人口10.6万。五年中古蔺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44个千分点,推及两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6万。叙永厅与云南昭通府邻,大饥荒年代,有相当数量的四川饥民逃至昭通。将大饥荒中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与净迁出人口相抵,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0、重庆府
  
  重庆府境包括重庆市、巴县、长寿、綦江、江北、江津、合川市、合川、铜梁、永川、大足、荣昌、璧山、武隆、南川、涪陵和武胜。1953-1964年重庆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7‰,1964-1982年为21.4‰。1953年,重庆府境内市县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11年间0.7‰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意味着人口死亡的巨大规模。在已查阅的南川、涪陵、武胜、武隆、璧山、永川、江北、合川、巴县、大足十县县志中,只有巴县灾前人口变动呈现异常。1956年,巴县死亡人口共34032人,死亡率高达38.3‰。是年净迁入人口多达5万余,使得人口总数增长而非减少。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1.4万,人口净迁入0.2万,人口理应增加1.6万。在没有政区变动的情况下,是年人口却减少了0.7万,不知何因。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1953年巴县人口为879378,在《巴县志》中,则为819378,由于195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超过1954年和1955年巴县人口,所以,这一数据肯定是错误的。本文计算据《巴县志》。
  
  从1953年至1957年,重庆府境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962-1964年为40.1‰。[17]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重庆府境人口净减少146.6万。在璧山、合川、江北、大足、武胜、武隆、巴县、涪陵等八县,大饥荒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7.6万,合计重庆府境内减少人口184.2万。巴县、璧山、大足、涪陵四县有完整的人口迁移记载,四县合计,大饥荒五年间人口净迁出4.2万,推及全府并扣除重庆市,大饥荒期间净迁出人口达12.5万左右。重庆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71.5万。
  
  11、顺庆府
  
  顺庆府境包括南充市和南充、广安、岳池、营山、蓬安、仪陇、西充、邻水八县。1953-1964年顺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6‰,1964-1982年为20.6‰。比较而言,人口死亡的规模相对较小。在顺庆府境九县,已经查阅的县志多达七种,其中有些数据存在问题。如在营山县,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营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属于人口增长最慢的县份之一。根据《营山县志》所载历年人口,1953年中至195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18],值得讨论的是,《营山县志》所载1953年人口为普查人口,从1953年中至1954年底,营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1‰,如果将此数当作1953年底数,至1954年底,人口增长率也只有22.8‰,与以后两年28.5‰和24.7‰的人口增长率相比,是正常的。如果将营山县1953年人口数当作年底数,或将历年人口数当作年平均数,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23.5‰。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岳池和南充。在西充县,1953年统计人口为433582,超过1954年人口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3年人口普查数为427625,更为合理。即使将1953年西充县普查人口当作年底人口,1954年西充县人口增长率也不过为9.9‰。看来,将顺庆府1953年普查人口当作1953年年底人口,或者将顺庆府境各县统计人口当作年平均人口,要合理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顺庆府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19]人口的这一增长速度不高,是因为仪陇和岳池两县1957年人口已经少于1956年。如仪陇县,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0.7万,而人口总数却减少0.9万,1.6万人口不知所踪。在岳池县,1957年自然增长人口1.5万,而人口总数却减少0.2万,也有1.7万人口不知所踪。在有些地区,1958年人口减少是进城做工,而在1957年,如此大量的人口失踪,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两县排除不计,灾前四年顺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
  
  1962-1964年,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这一速度可能偏低,原因在于南充县和营山县人口增速偏低。在南充县,按照人口总数计算所得灾后两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9‰。1962年南充县自然增长人口2.5万,净迁出人口0.2万,人口净增2.3万,而总人口仅增加234人,2.3万人口不见踪影。在营山县,1963年和1964年分别有0.8万和0.3万人口失踪。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南充、营山两县均有详细的人口迁移记载,失踪人口不可以解释为外迁人口。排除两县不计,其余五县灾后两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7‰。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顺庆府境人口净减少42.9万。营山、南充、岳池、仪陇、蓬安五县合计,五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4万。合计减少人口56.3万。五年中,营山、蓬安、南充三县净迁出人口9655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最多不超过4万。这一推测相当可靠,如在仪陇县,根据历年人口和自然增减人口推算,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只有0.4万,数量也是不多的。据此,顺庆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2.3万。
  
  营山、南充、蓬安三县有人口迁移的明确记载,藉此可以检验大饥荒中有关人口记载的真伪。在营山县,1959年较1958年净减少5万人口,而自然增长人口仅为400,净迁出人口仅为0.76,有4.3万人口不知所踪。1958年也有0.6万人口失踪。实际上,也是县志作者缩小了的1959年和1958年人口死亡数。在南充县,1958年有0.9万人口不知所踪,1962年有0.4万人口不知何自。在蓬安县,1958年和1961年分别有0.4万和0.6万人口不知所踪。比较而言,营山县对于死亡人口的隐瞒是相当惊人的。而根据上引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南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7万,岳池约6.5万,蓬安约5.5万,仪陇约3万。按照历年人口死亡率,营山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2.7万,而依上述分析,则可能多达7.6万,达到与南充县相当的规模。顺庆府辖9县,南充市人口较少,死亡人口也应较少,其余8县平均死亡人口多达6万余,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12、保宁府
  
  保宁府境包括广元、昭化、旺苍、剑阁、苍溪、南部、阆中、通江、南江、巴中、平昌等11县。1953-1964年保宁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2‰,1964-1982年为22‰。也有灾情。根据苍溪、剑阁、巴中、广元、南部五县县志,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4‰,1961-1964年为26.3‰。[20]据此推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保宁府净减少人口30.6万。大饥荒四年中,苍溪、巴中、剑阁、南部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仅8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9万,合计减少人口34.5万。四年中,苍溪、巴中两县净迁出人口5610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大约为2万。保宁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2.5万。
  
  13、太平厅
  
  太平厅境有城口、万源两县。1953-1964年太平厅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9‰,1964-1982年为23‰。在《城口县志》中,1953年年末人口为137275[21],与普查人口数完全相同。如果《城口县志》的记载为真,1954年城口县人口增长率高达31.8‰,大大超过后两年的7.2‰和15.6‰。《城口县志》还记载有1953年年均人口为134689.很显然,该县县志错将年末人口当作普查人口。
  
  以年末人口为据,从1953年至1957年,城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7‰,以年均人口为据,则为19.0‰。与周边地区比较,第二个数据更准确。依年末人口数,1961-1964年,城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9‰。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太平厅人口净减少3.7万。四年中城口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9个千分点,据此测算,两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万,合计减少人口4.9万。《城口县志》没有人口迁移的记载,但根据历年自然增长人口与历年人口增减数,可知大饥荒四年中城口县净迁入人口约1600人。无论这一数据是否准确,它告诉我们,城口县不是一个人口的迁出区。太平厅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4、绥定府
  
  绥定府境有达县、宣汉、开江、大竹和渠县。1953-1964年绥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1964-1982年为21‰。由此可见,绥定府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开江、宣汉、达县、大竹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9‰,1961-1964年为20.4‰,灾后三年数据偏低是由达县数据的失真所造成。1962年达县自然增长人口1.1万,总人口却减少1.5万,合计有2.6万人口不知所踪,以至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排除达县不计,其他三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8‰。[22]
  
  以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绥定府净减少人口37.2万。四年大饥荒中,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2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7.1万,合计减少人口44.3万。宣汉县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为0.5万。依历年人口数与自然增减人口数推测,达县净迁入人口约0.4万,大竹县净迁出0.4万。推测绥定府境净迁出人口约为0.8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43.5万。
  
  《达县志·大事记》称,1961年春,全县10余万人发生水肿病。也就在这一年,全县外调粮食16360万斤支援京、津、沪,全县设立孤儿院11个。达县数万人口就是这样饿死的。
  
  15、夔州府
  
  夔州府境包括万县市和万县、开县、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1953-1957年夔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7‰,1964-1982年为21.5‰,人口的死亡规模相当大。巫山、巫溪、开县、云阳、万县市、万县六市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3‰,1962-1964年为23.4‰,1964-1982年为20.9‰。[23]灾后两年人口增长速度略高于1964-1982年,是不正常的。细查之,在巫山县,根据历年人口数,1962年和1963年人口增长率分别只有8‰和13.8‰,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分别为18‰和28.1‰。如果说历年人口数也是正确的,就意味着灾后两年有相当多的人口外迁。开县、云阳两县灾后人口数据的性质与巫山县同,也是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依人口自然增长率,灾后巫山、开阳、巫溪、云阳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至少可达28‰,万县市有完整的迁移人口记载,灾后两年自然增长人口与迁移人口相加,1963年净增人口0.65万,1964年净增0.54万。这两个数据与两个年份人口总数的增加值基本吻合。这样,万县市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4‰,与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致。万县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一致,约为35‰,六县加权平均约为29.8‰,以此推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夔州府境净减少人口42.5万。五年大饥荒中巫山等六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9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万。全府减少人口共约57.7万。在万县市,灾中五年净迁出人口2.2万,云阳县1958年净迁出人口0.58万,1962年净迁入435人,可以忽略。在万县市,1958年和1959年的净迁出人口最多,假设云阳县情况相同,云阳县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可能达到3万。依据历年人口总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分析,推测五年中巫山县净迁出人口2.4万,巫溪县0.8万,万县净迁入人口1.2万,净迁出人口合计7.2万。依五县人口在全府总人口中的比例,夔州府境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可能多达11.5万。如是,夔州府境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开县数据。1958年开县人口自然减少0.9万,而人口总数却增加1.6万,如果人口总数的增加是人口迁入引起的,净迁入人口多达2.5万。开县不是工业中心,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口迁入。1959年人口自然减少5.1万,人口总数仍增加2.7万,是年不可能有7.8万人口的净迁入。1960年人口自然减少5万,人口总数减少了17.6万。正由于1958-1959年人口虚增了10.3万(2.5万+7.8万),才使得1960年的人口总数减少达到如此大的幅度。如果扣除10.3万虚增人口,1960年的减少人口只有7.3万,与自然减少人口接近。也就是说,如果1958-1959年净迁出人口有2.3万的话,1960年的全县减少人口即自然减少人口。很明显,1958年和1959年开县人口总数是不可相信的。
  
  夔州府境的灾情可见县志中《大事记》的记载。在巫山县,1959年全县大部分公共食堂开始断粮,浮肿,死人现象发生。在云阳县,1959年1至9月未下大雨,夏季粮减产60%,粮食供应开始紧张。1960年5月下旬至6月底县内严重干旱,全县644个生产大队,只有7个旱象较轻,当年全县粮食产量较1957年减产44%.全县严重缺粮,出现大量水肿病人和人员非正常死亡。1961年6月底,县内持续干旱,旱象延续八十多天,大春粮食作物受灾面积达91%,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53%.也就是说,从1959年至1961年,全县粮食产量只有正常年份产量的一半左右。政府的征购以及其他相关情况,县志中没有记载。只是令人疑惑的是,何以在1957年和1958年,云阳县人口死亡率就分别高达14‰和19.3‰?何以在1963年和1964年,云阳县人口死亡率竟然分别高达17.1‰和21.9‰。夔州府邻近湖北,比较而言,湖北省的灾情要轻得多。夔州百姓顺长江而下,出三峡而于湖北宜昌,所以出现近20万人的净迁出。也正是由于大量人口外迁,才使得数十万饥民的生命得以保全。
  
  16、忠州
  
  忠州境包括忠县、垫江、丰都、梁平四县。1953-1964年忠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1964-1982年为21.6‰,可见死亡人口之众多。四县县志所载数据基本准确可靠,只有忠县、丰都两县1953年“年末人口”与普查人口相同。然而,按照人口增长率分析,此两县人口确实是年末人口,而非年中人口。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3.4‰,1961-1964年为34.8‰。[24]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忠州人口净减少37.4万。四年大饥荒中,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合计约有5.6万人口。在垫江县,四年大饥荒中净迁出人口只有1135人,推测四县净迁出人口不会超过0.5万。如此,大饥荒中忠州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2.5万。《垫江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年11月,全县水肿病人多达18.57万人。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17、石柱厅
  
  石柱厅境只有石柱一县,是四川省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1‰。查《石柱县志》,1953年人口即普查人口,而经分析,此数据确为1953年年底人口,而非年中人口。从1953年至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9‰,1961-1964年为42.3‰。[25]大饥荒中人口死亡多,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快。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石柱厅人口净减少10.1万。依绥定、忠州等地例,石柱厅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会低于此数。
  
  18、酉阳州
  
  酉阳州地处川东南山区,与鄂西南、湘西及黔东北地区接壤。境内有秀山、黔江、酉阳、彭水四县。1953-1964年酉阳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1‰,可知死亡人口众多。1953-1957年,秀山、酉阳、彭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9‰。[26]分县而论,1953年秀山县人口超过1954-1965年所有年份的人口。《秀山县志》称,1953年秀山县人口较1949年末增加16202人,四年增长4.54%,年平均增长率11.4‰。关于1954年0.7万人口的减少,却没有交待。又说,由于1954年粮食统购中购了部分过头粮,致使1955年不正常外流达万人以上。而事实上,1955年人口较1954年增长了0.1万。将历年人口数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合计,可以发现1954年有大约1万人口不知所踪。排除秀山县不计,同期酉阳、彭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10.5‰。假如黔江县的人口增速与酉阳、彭水相近,加权平均,四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8‰。1962-1964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至1962年,酉阳州境人口净减少27.7万。在秀山县,大灾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0千分点,由于秀山县人口减幅最大,故推测州境内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可达20个千分点。如此,灾前人口还要增加2.7万,合计减少人口30.4万。在秀山县,依历年人口数及人口自然增减数推测,五年大饥荒中的迁出人口与迁出人口基本相等,即不存在规模性的外迁人口。因此,在酉阳州境,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秀山县志》还称,从1953年至1964年,净迁出人口22369人,其中1954年外流万余人,其他万余人则是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迁出。经查对,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秀山县历年人口的变化,与人口自然增减数是一致的。这就证明,大饥荒时期秀山县根本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外迁。
  
  19、川西其他地区
  
  川西地区的邛州、茂州、雅安府、宁远府等也存在相当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论述。四川分府非正常死亡人口见表1.
  
  表1 1958-1962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说明:潼川府、眉州、保宁府、太平厅、绥定府、夔州府、忠州、石柱厅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于1958-1961年,其他地区则发生于1958-1962年。
  
  据表1,1958-1962年,陷入大饥荒的四川市县多达188个。除了雅安府及茂州的几个县以及懋功、杂谷、松潘等地未见人口损失外,其他各市县皆因“大跃进”而陷入大饥荒。分府而论,重庆府境人口死亡最多,次则资州、潼川府和成都府。人口死亡数量的多少与府境人口的多少有关。以死亡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计,石柱厅死亡人口的比例最大,次则邛州、宁远和酉阳州。不过,石柱厅仅辖一县,其人口规模与其他府州无法比拟。合而计之,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2万,占灾前人口的13.1%.
  
  按照《中国人口·四川分册》所载数据,如果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60万。从分县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地区,1957年人口死亡率较高,饥荒已经发生。1956年和1957年四川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0.41‰和12.07‰,已经超过1955年的9.18‰;1963年四川人口死亡率为12.82‰,也是一个较高的值。如将灾前、灾后四川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定为10‰,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827万。如以1955年的9.18‰当作灾前正常人口死亡率,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866万。[27]与本文估计仍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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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社会》1993年第4期。
  
  [2]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未刊稿),本文有关1949年以后的县级政区变动,主要来自各新修地方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1949-1997)》,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个别数据另有参照,不一一说明。
  
  [3]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4]《新都县志》第四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温江县志》卷五《经济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灌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30页;《广汉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简阳县志》第三篇《人口志》,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73-75页;《双流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金堂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8页。《新津县志》第二十四篇《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5页;《郫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www.chinafamine.org);《什邡县志》卷四《人口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崇庆县志》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3页。
  
  [5]见“大饥荒档案”。
  
  [6]《德阳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6页;《绵竹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绵阳市志》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省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安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24页。
  
  [7]《绵阳市志》缺载1962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此以1957年出生人口率替代。
  
  [8]《北川县志》第三编《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平武县志》第三篇《人口·民族》,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0页;《青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57页;《江油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7页。
  
  [9]《潼南县志》卷四《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遂宁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92页;《中江县志·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三台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安岳县志·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10]《丹棱县志》第一编《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眉山县志·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2页;《彭山县志》第三编《人口·计划生育》,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1页。
  
  [11]《内江市志》,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89-94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
  
  [12]《资中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店1997年版,第64-65页;《资阳县志·人口志》,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53页;《井研县志·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13]《威远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12页;《峨边彝族自治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6页;《洪雅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夹江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犍为县志·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6页;《峨眉县志》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14]《沭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9页;《富顺县志》卷四《人口》,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宜宾县志》第六编《社会》,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599-600页;《兴文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珙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4页;《长宁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07-117页;《隆昌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4页;《雷波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马边彝族自治县志》第四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15]《纳溪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江安县志》第三篇《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34页;《合江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3页;《泸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
  
  [16]《叙永县志》第三篇《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古蔺县志》卷三《民族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17]《巴县志》第五篇《人口·民族》,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642-658页;《南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7-58页;《涪陵市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34页;《武胜县志·人口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25页;《武隆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4页;《璧山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13页;《永川县志》第三篇《人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江北县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39页;《合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0页;《大足县志》第三编《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7页。
  
  [18]《营山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0页。
  
  [19]《南充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岳池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电子科技大学1998年版,第98页和109页;《仪陇县志》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西充县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页;《蓬安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邻水县志·人口篇》,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20]《苍溪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41页;《剑阁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65-166页;《巴中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80-185页;《广元县志·人口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139页;《南部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20页。
  
  [21]《城口县志》卷27《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6-807页。
  
  [22]《开江县志·地理篇》第四章《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宣汉县志》卷三《人口志》,成都:西南财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2页;《达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页;《大竹县志》卷三《人口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7页。
  
  [23]《巫山县志》卷五《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巫溪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100页;《开县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2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云阳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9页;《万县市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5页;《万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4]《忠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页;《丰都县志》第二编《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垫江县志》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23页;《梁平县志》卷五《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114页。
  
  [25]《石柱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5页。
  
  [26]《秀山县志》第三篇《人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96页;《酉阳县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5页;《彭水县志》第五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699页。
  
  [27]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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