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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后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野草』访谈

 

时间:200532

地点:成都某茶馆

人物: 陈墨 【本名陈自强】 沙龙核心人物之一,『野草』主编

王怡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副秘书长,成都大学法学讲师

询问者:刘燕子、刘帮 『蓝·BLUE』编辑

 

燕子: 陈墨先生,你们的文学沙龙何时形成?参加者是那些人?如何相识的呢?都出生背景属于“黑五类”或“灰五类”,被排斥在时代风云之外吗?

陈墨:大约形成于196311月。主要成员有邓垦、我、徐坯、九九、白水、蔡楚、吴阿宁、吴鸿、苟乐嘉、殷明辉、野鸣等二、三十人。绝大数是“右派”和“黑五类”子女。我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军官。我5岁那年母亲改嫁,我即离开了父亲,由我外婆带大。1961年,我外婆饿死了。死前全身浮肿。

我们大多数是街坊邻居、成都29中前后的同学。29中学成立于1958年,邓垦1960年入学,1962年毕业。徐坯低我一年。所以我们认识极为自然。还有些朋友在文革中的“黑书市”上认识的。

 

燕子:何时何地宣布结成和解散?

陈墨:没有宣布过结成和解散。

燕子:有无明确的文学纲领和目标?

陈墨:没有明确的文学纲领和章程。目标是继承“五四”传统,跳过官方、直接回到“五四”。

 

燕子:请谈谈您的读书生涯。当时你们如何获得阅读的精神资源?文学创作上受到谁的影响吗?

陈墨:我从小喜欢读书。小学快毕业时,我用一把自制的木手枪从同学那儿换来一本破旧的『四角号码新词典』,这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本书。我买的第一本书,是读初中时在旧书店买的一本『白香词谱』。其实我那时并不懂诗词,其内容也与一个少年的生活无关,但是就是觉得诗词很美,音韵悦耳,显示了古人在一种约束下又获得更高一级自由的才华美。读初中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姓杜,人帅,学问高,尤其是一手漂亮的草书,使我们全班的男生对草书着迷,而我尤甚。我花两毛钱在地摊上买了平生第一本帖,王羲之的『草诀百韵歌』。小学五年级时,正逢“大跃进”中的“全民诗歌运动”,有多次语文作业就是写诗歌。我也写过讴歌“大跃进”的诗歌,内容虽然荒诞,但是音韵以及起承转合,无师自通。我几乎先天地喜欢一切愈有格律因而愈难,而愈难反而愈能体现才华美的形式。

1963年我在做临时工时结识了右派分子叶子,他的本名叫叶超。由于工地离家很远,我们都住在工地的工棚里。他四川大学毕业才两年就碰到了“反右运动”。他的老师张默生因为同情流沙河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打成右派,他因为同情张老师,私下说了几句良心话,也被打成右派,新婚的妻子也跟他“划清界线”离了婚。

他跟我讲古典文学,也讲外国文学,但讲得最多的还是文坛种种黑幕:从李希凡出卖恩师俞平伯到全国围歼“胡风集团”,从“反右运动”到“左联的派系之争”,从鲁迅谈到郭沫若,从李劼人谈到巴金……。总之,我被他描述的一切惊呆了,伤感了,痛苦了。但怎么也忍不住要求他讲得更多、更详细、更惊心动魄,就像小时候缠着外婆讲故事一样。

他的书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多,稍微能够换钱的都在前两年快要饿死的时候换钱了,在他所剩不多的书中,他借给我的一本『佚名小说选』,里面两个中篇小说『碧桃花下』和『塔里的女人』,对我影响颇深,终身难忘。据他介绍,“佚名”就是无名氏,系当局定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国民党的文化走狗”,所以他的书绝对是禁书,任何图书馆不得保存,也因此不敢卖给旧书店。我读后却不知道它“反动”在哪儿,倒是小说中人物离奇的爱情遭遇极其心理,却深刻地感染了我。那时,我正单恋着一位初中同学,所以读了这本书之后,就更加痴迷地执着于追求一种古怪的、带点自残性质的、浪漫的、不切实际的,但却始终自以是纯洁而高尚的爱情。他无情地打碎了我的作家梦,却构筑起我的另一个梦:这个梦让我义无反顾爱上文学,爱上诗歌;这个梦让我终身对平庸的泥沼怀有深刻的敌意和戒心;这个梦让我的人生得以充实,却痛苦不已,因为它既无彼岸,又让我看到人世间的残酷与肮脏,而且还让我别无选择,不愿从这个梦中醒来。谁知1964年秋叶子突然病逝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洒脱,好像他的使命就是将我引上文学险途。为了纪念他,我把我64年写的诗收成一个集子,取名『落叶集』,也替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秋箫叶。我从小失去父爱,因此我实在把他当作我精神上的父亲。至于那本『佚名小说集』,终于成了他唯一的遗物。――这就是作为我人生的第一位导师和朋友留下的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的,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和拥有的第一本禁书。由于我相当省吃俭用,在所挣的不多的钱里每月总是硬要挤出三、四元钱买书,到文革初,一年多来,也有二三十本吧。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当名图书馆的管理员。在这种如饥似渴地对文学书籍的热切追求中,文化大革命到来了。可以想象,眼见着除了马列毛所有的文艺书籍一堆堆被焚烧,被一车车运往造纸厂回炉,我心中的悲愤有多么强烈!

 

王怡:陈墨大哥大概是1949年后中国最早的书贩,文革中他就开始捣腾书籍。这段经历很特别。

 

陈墨:文革“武斗”期间,造反派们只顾消灭对方,对文化的革命稍微放松。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如同野草般自然地滋生出来。先头还只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诡诡秘秘,像黑市买卖票证,到后来干脆摆起地摊,把所有“封资修”的禁书都冠冕堂皇地摆出来,且公然讨价还价。全盛时期,整整一百多米长的街道被书摊人流塞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场面壮观热闹。――买书卖书者就好像时空大错位,他们以为不是在中国,不是在“文革”。当然,也有几次被强行拉回现实的时候:造反派猛地开来两车“武装”,街两头一堵,逐个搜身,将缴获的各种书籍在街心堆成一座小山,放火一烧,完事。个别不甘心的人,被造反派们的皮带抽得满街乱滚。

然而,纵然如此,“黑书市”断断续续还是持续了两年之久。直到“清阶”运动,当局大量抓人,风声鹤唳,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这明目张胆得“不革命”得文化现象,才告销声匿迹。

无疑,成都最热闹的春熙路的“黑书市”成为成都文革历史中一道与其时代色彩反差极强的风景。而且据我所知,在全国大城市中,这“风景”绝无仅有。-“逍遥”的成都读书人心中,对“文化”自然有一把秤。

而我,必然成为“黑书市”的最先介入者和乐此不疲者。原因自然是为书,另外也因为人――结交了一批臭味相投的书友和诗友。

 

燕子:看来文化法西斯最专制的时候,另一个则面是空前的“自由”和“繁荣”。事物总是相对的。“黑书市”上怎样的书籍最受欢迎?

陈墨:当时“黑书市”最贵的是外国经典文学,如约翰·克力斯朵夫、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等,中国古典文学次之,五·四新文学作品价格最低,也最择买主。

 

燕子:听说您和朋友偷过书?

陈墨:有了好书,却没有钱买,咋办?经我提议,与小学同学窝哥及九九密谋,决定偷书。偷书的事情,九九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大约偷到各种文学书籍约三百本。

我分到的百来本书,又以此作本钱,在买卖中又赚了好几百本。在当时,只要识货,几番倒腾,早上一本书,说不定晚上就变成一捆书。因为当时最大的“书源”是专门偷书卖书的驻扎在城里各单位里的红卫兵。他们根本不懂书,也不知道偷书的真正价值。

于是,我便有意跟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偷书老手结成“铁狼狈”的关系。我再也用不着冒生命危险去偷书了。像变戏法般地轻轻松松地变出许多好书。如全套的郭绍虞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丛书』,包括『文心雕龙』、『诗品』、『人间词话』、『随园梦话』。全套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红楼梦卷』、『杜甫卷』、『白居易卷』等十几本。还有『全唐诗』、『六十种曲』等等。

那时我的藏书猛增至5大箱,仅新文学,如『鲁迅全集』、『闻一多全集』、『朱自清文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列』、『新青年』【8开影印本】、以及“北新”、“新潮”、“时代”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新文学的单集和选集,就满满地装了两大木箱。我当时很得意,自以为成都市研究新文学的资料最丰富的读书人之一。

就这样长期处于对书的亢奋状态,好书太多,读不胜读,巴不得不吃不喝不睡,加之青春期的心理躁动,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到了“清阶”运动时,不得不借住再四川大学的一朋友家中,静下心来,着手编撰我当时认为的中国第一本全面真实反映新诗本来面目的『中国新诗大概选』。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偷书和大搞禁书的黑市买卖。

我编撰的『中国新诗大概选』后来被朋友们广泛手抄传递开来,成为他们的精神资源之一。

 

燕子:您开书店是什么时候?

陈墨:1983年,我开了一个小书店。那时九九已经定居香港,他给我们几个朋友带回一批原版的新武侠书籍。谁知好景不长,当局突然宣布“清除精神污染”,我被抓进派出所,挨了一顿拳足。幸亏邓垦诸友临危相助,至今终身难忘。另一文友,与我同样的罪名,被关了14个月。

 

燕子:你们的文学沙龙在谁的家?有无固定的场所?

陈墨:我们成都老百姓一般住的房子很小,没有客厅。一般我们聚集在茶馆。刚才谈到“黑书市”,后来我们『野草』的几个骨干,比如万一、冯里、谢庄等人就是在那时认识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黑书市”不仅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而且满足了我们的求友欲。因此,它也成了我们特殊的文学沙龙。风声紧时,我们就转移到离“黑书市”不远的“饮涛”茶铺,一边照常买书卖书换书,一边谈天说地、评古议今。后来,一些朋友下放当“知青”,我和九九去盐源彝族自治县当“饿农”,我们回成都的时候还是经常去茶馆,新南门的清和茶楼也是我们文革中常常去的地方。在那儿的交换写作的诗歌,讨论阅读的书籍。我自称为“茶铺派”,我的许多诗就是在茶铺里完成的。那时一杯茶才五分钱。五分钱可以泡一整天。

 

燕子:文革中茶馆没有关门吗?

陈墨:成都这个地方,不管时代发生怎样的政治变故或运动,老百姓,茶,照喝。文革“武斗”中最高潮的时候,

茶馆也照开。

 

刘帮:听说您用卞之琳、李金发的名字写的诗歌,曾经以假乱真?

陈墨:我对朦胧诗的偏爱已久。1968年我着手编撰的『中国新诗大概选』时对“现代派”的收集与学习已经开始,那时也尝试写过朦胧诗,并且题上卞之琳、李金发的名字夹在他们的诗中间,居然还能鱼目混珠,让人莫辩真伪。后来不写了,一是悟到朦胧诗在这块土地上属于早产的贫血儿,且严重的水土不服,更重要的是,是悟到“确立自我、别模仿他人”的艺术真谛。

 

刘帮:您的老笔记本上的诗歌年月为什么是“1926年”、“1927年”、“1928年”?

陈墨:为避开“文字狱”。免遭杀生之祸。“1926年”就是“1966年”,“1927年”就是“1967年”,“1928年”就是“1968年”。

 

刘帮:你们大多是笔名,请详细注明你们的真名。再过几十年或百年,后人在研究这段文学史料时莫辩真伪了。

陈墨:我可以注明我们大家的真名。

我的笔名除了陈墨、还有秋小叶、一丁、何必、也放等等几十个,一度还冒名徐志摩、戴望舒、朱湘、卞之琳等。或问:“一个苦力有这许多笔名,岂非画饼充饥乎?”答曰:“官方文坛多用本名,――直接受利,地下文学多用笔名――聊以禳祸耳,时代使然,身不由己。再举例说,说出这些话,则早被何必。何苦骂得狗血淋头也,则又系时代使然,身不由己也。信否?

燕子:鲁迅在国民党时代也有几十个笔名。

王怡:其实陈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笔名,他们是“以笔名行世”的一群人。除了署名之外,他们这些人在真实生活和几乎一切私人的非官方交往中也都使用这个自我命名。这就不能叫笔名了。所以我觉得关于姓名的历史真实性其实可以讨论。陈墨和他的本名陈自强这两个符号,到底哪一个是笔名,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后者除了有限的几个亲人,就几乎只在政府的户籍本上,在一切官方的档案中有效。我的看法其实那才是一个笔名。

刘帮:如果像鲁迅这么有名的作家,笔名与本名当然无所谓。但是,有几个写作者能够写到鲁迅那么有名呢?『野草』成员有二三十人,几十年百年之后,将来文学历史研究者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名字对照不起来了,小人物历史就会被大人物的历史淹没。

陈墨:我们几乎都是用的笔名,这也是我们三十年能够侥幸存在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发生的事件,就是公安局查『野草』,只有殷明辉用的真名,而且注明在哪一条街道挂牌行医,所以公安局一下子就查到了他。

王怡:政治恐惧,是“以笔名行世”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通过自我命名,使自己的生命摆脱卑微的处境。换句话说,陈墨是一个有尊严的名字。陈自强则几乎不是。所以以后研究历史,文学史上存在过的那个人就是陈墨,而不是陈自强。或者说陈墨是历史,陈墨的本名叫陈自强才是野史逸闻。

 

燕子:请谈谈『空山诗选』-『野草』-『诗友』-『野草』的经脉。怎样的版本,有没有保存下来?

陈墨:1971年,在我的鼓动下,邓垦着手将诗友们的诗作编辑了一本『空山诗选』,这是一本手抄本。邓垦的字写的非常工整,一丝不苟,这本诗选就是由他抄写的。后来因为文字狱,他的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本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为文字狱之故,被迫将这本手抄孤本烧掉了。现在我们手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作品,多是互相手抄和传阅的,还有个人收藏的。

我们于19793月创办了『野草』,一共只办了三期。这三期是刻钢板油印的版本。第一期印了二百多份。第二期印了四百多份,第三期印了六百多份。每期十六页。今天赠送给你的是当时还未来得及装订成册的。

『野草』是成都地区第一份民间刊物。197935日晚由徐坯和邓垦张贴在成都两处繁华的街头――盐市口和总府街。还寄给了中宣部、文化部、胡耀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省委宣传部、成都市委宣传部、全国各大报刊和北大、复旦等著名大学以及艾青等人。

197911月魏京生入狱后,形势大变,我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的形式并更名为『诗友』继续办下去。从公开转到地下,从公开散发到内部传阅。197911月,邓垦手抄完『诗友』创刊号。第27期时,有人透露市委已查明『诗友』为『野草』的的易名的另一种形式,被定为“黑刊”。我们被迫停刊。1988年又恢复『诗友』,当时活动得最起劲的是孙路,“八九民运”中被捕入狱,『诗友』再次被迫停办。199010月『诗友』再次复刊,到1993年底共出总81期。1994年恢复『野草』原名,到20046月为止,共出92期。

 

燕子:印刷经费从哪里来?

陈墨:『野草』开始创办时,每人交经费五元。采购纸张、油墨各有分工,由我刻印创刊号蜡纸。

 

燕子:为什么『野草』八九十年代都没有出事,现在出事了呢?

王怡:从第89期开始,流沙河先生的夫人吴茂华老师参与编辑『野草』,我和廖亦武等人也给他们投稿,于是上面的人怀疑老右派与自由主义者合谋。准备出的第93期中,有我、廖亦武、余杰、流沙河等人的文章,我们打算在610日出一个关于张献忠入川大屠杀的专辑。有我的文章『大屠杀与外来政权――成都大屠杀360周年祭』。我们的文章有影射和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5周年的意思,刊物出来之前,已经有人拿到网上去载,但是69日,陈墨家就被抄,他的手稿、电脑、和来稿全部被抄走,至今未还。而且,还借他爱人有经济问题为名,逮捕了他爱人。陈墨在外面躲了几个月,刚刚回来。现在他爱人未被释放。

我分析出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野草』从一个纯文学组织向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组织转变。

陈墨:我们『野草』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坚持纯文学的原则,不应该发表时论、政论,不应该吸收王怡、余杰他们进来招惹当局,;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包括我在内,认为与其不死不活,发表不痛不痒的作品,赖活下去,不如吸收新的血液。而王怡、余杰他们的文章更加接近我们当初办『野草』的宗旨和风格。

王怡:也就是希望回到1979年的《野草》。

 

刘帮:现在『野草』的情况如何?

陈墨:几位成员到了美国,办了个『野草』的电子版。

 

刘帮:『野草』与独立作家笔会具有怎样的关系?

陈墨:我和蔡楚、还有另外一位,我们中的三人加入了独立作家笔会。在精神上,我与独立作家笔会的成员更接近。

 

燕子:我在阅读你们的作品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读不下去。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经得起任何时代的考验,而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政权禁得住得。无疑,我们这一代受北岛们、舒婷、顾城们的“朦胧诗”影响很大,首先因为他们的语言艺术。即便你们的作品当时不是“地下”,而是“地上”,公开发表了,也不会引起反响。因为你们的直白式的文革式的表达,正是我们当时所要摒弃的。因此,你们的作品不光是你们命苦就不能发表。你们之所以在当时没有出来,恐怕文学作品本身有问题吧。

而且,我读你们的作品,好像并没有受到“新月派”的唯美主义影响,也没有形成一个文学流派。

陈墨:我同意你的部分意见。1968年冬,我在着手编『中国新诗大概选』,在编辑此期间,我深感在新诗历史上创立“流派”的重要,尤其是我和邓垦的周围,诗歌爱好者越聚越多,而互相影响,爱好与创作出现同一趋向时。为了固化这一相互影响,为了使探索成为凝聚力,也为了形成我梦寐以求的“流派”,我们与1971年编辑了『空山诗选』。探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流派,我们立志高远,眼高于手。但是我们至今并没有形成某一“流派”或“风格”。

王怡:我有异议。陈墨在1964年就自编诗集『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集』,他们的文学沙龙在1971年就将诗集命名为“空山”这个极具朦胧诗意的名字。陈墨的朦胧诗,具有意境。你想可以与徐志摩等人以假乱真。

另外,关于一些成都诗人在当时没有出来,我以为存在一个文化资本的权力问题。我记得廖亦武曾经跟我说过,八十年代初,舒婷陪同美国诗人金斯堡,就是写『嚎叫』的那个诗人来成都,住在成都锦江饭店,当时那是成都最高级的宾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廖亦武他们一伙很想见金斯堡,他们在宾馆外面转了一夜,进不去,第二天,他们还在宾馆外面死等,希望发生点什么,能够产生偶遇的奇迹,后来保安告诉他们,金斯堡已经走了。北京的北岛们较早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掌握了文化资本的上层资源。文学在当时其实是高度化中央化、资本化、少数人化的。

事实上,陈墨他们没有出来,没有与外界发生碰撞、冲击,因此也就形成一个循环的自闭的状态。

在北京出名要比地方上容易的多,外国记者也集中在北京。艺术上的成长也快。

在文学上,陈墨他们其实有两个极端和矛盾的倾向:一个是离群索世,在动乱的年代回归古诗词意境的现代诗歌。比如他们的“空山诗选”。这个特征比后来的朦胧诗更突出。陈墨在196810月就有这样的诗句:“蛙声是洁白的一串心跳,寂寞的笺上荡着思潮。五千年的锦水许是累了,载不走这井底孤苦的冷涛”。比起后来的朦胧诗一点也不逊色。

一个是你说的直白式甚至口号式的话语方式。直接介入和批判政治。这个特征也比后来的朦胧诗更突出。比如陈墨写于1976年的《天安门垮了》,就比北岛的任何一首诗都更政治化。除了语言上较少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外,我想这也是他们在极端的遁世和极端的愤世之间挣扎,找不到审美上的出路有关。

其实后来八十年代四川出现的“莽汉诗歌”,也与陈墨他们身上的那种上文革体语言的痕迹有某种传承之脉。

 

刘帮:你们与“莽汉”有怎样的传承之脉?

陈墨:这个我也说不清。这是研究家的工作。与他们中个人有往来,他们出道之前也曾经读过我们的诗歌。

 

燕子:你们成都有诗歌大刊『星星』,为什么他们没有刊载你们的诗歌?

陈墨:1978年四川的大诗人孙静轩曾经来找过我。同来的还有『诗刊』的雷霆。孙静轩

还介绍我认识『星星』的几位编辑。由于我生性孤僻,跟这些“道中”诗人没有什么话好谈,

我想最终是个性使然吧。

 

燕子:你们『野草』成员到底是多少?二三十人,太不确定了吧。

陈墨:我也不能说出确定的数字。第一次『空山诗选』上有14人,以后『诗友』和『野草』上更多,投稿者有近百人。

有的很早参加了我们的沙龙,当时他后来或由于种种原因,或加入了官方的作协,他不愿意承认是『野草』的成员;有的人很晚才参加我们,或参加我们的活动并不多,他愿意说自己是『野草』的成员。

 

王怡:陈墨在农村曾经偷听敌台?

陈墨:文革期间,我是一个卖苦力都无门路的无业青年,我将下乡当作“退役”,只要能够填饱肚子,还能够保住辛辛苦苦弄来的几箱子书,那就越远越好,越快越好。所以五天之内,下户口走人。

那时我有一台收音机,常常偷听台湾广播。那个女播音员姓丁,我被她的声音迷住了,我还写给过一首诗

『给丁君』,就是写给她的。

 

王怡:记得九九曾经跟我说过一个陈墨藏书的故事。1970年,他和陈墨下农村当知青。一天晚上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挖墙打洞的声音,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偷腊肉,蹑手蹑脚悄悄伸出头一看,陈墨光着身子,满头大汗,在昏黄的油灯下,正用锄头在挖坑。那坑差不多有四尺深。陈墨将从成都带来的书一捆一捆用塑料布包好,放进坑中,他怕命根子一样的书被民兵来搜去,在“坑书”。陈墨的听觉神经太敏锐了,九九微弱的声音都被陈墨听见了,“哪个!”九九只好在黑暗中亮了相。过了几天,老何的『泰戈尔选集』不见了,他们心想不知道陈墨到底埋了什么宝贝书,于是和老何两人深更半夜去挖陈墨藏书的坑,一个举油灯,一个使劲地挖,,结果泥土挖到底,只有一个大坑和几截烂塑料布,哪里有书!九九把亲眼看到的陈墨埋书的经过又复述一遍给老何听,老何分析说,陈墨他怕你九九到公社告发检举,肯定把书转移了。九九说陈墨确实将书转移了,他怕“运动”临头。尽管他们是患难之交,阶级斗争时期,谁敢相信谁?

我认为这个故事版本,不管放到哪个个时代,放到哪个国家,都同样感人。陈墨他们这些人的一生,就是诗。成都的文学沙龙,不管中国怎样发生怎样的政治、经济变化,持续三十年,这本身就是罕见的史诗。一个时代,应该主流和非主流是并行的,像两根平行的铁轨。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只知道雨果、巴尔扎克等主流的大文学,实际上,肯定存在过非主流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读不到,原因很简单,没有纪录、记载。

 

刘帮:『野草』似乎不单单是一个诗歌刊物,还有翻译和文论。比如『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在19793月是一篇划时代的文论。

陈墨:这位作者叫鲁连。他读到『野草』的第一期后给我们的投稿。他运用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纪录的辩论』,论述人民必须拥有出版的权利,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二者不可相容。他16岁因为写“反动日记”被劳教12年。后来他加入了官方作协,我们都以为他混得很好,其实不然。2003年穷困潦倒中逝世了。

 

刘帮:这首『天安门』写的是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吧。

陈墨:写于1976年清明。据说1979年当局追查『野草』时,成都市委书记一看到第一句“天安门垮了。垮了天安门”,气得发昏。

刘帮:记得日本诗人谷川雁说过,诗人是谁?在不确定得未形成得世界之前,迅速以巨大得力量在人们面前出现。在花朵绽开之前,在萌芽、胚胎得时候就告诉人们,是先知先觉者,这就是诗人。在根的根部,在深层的深层处,在黑暗的信道,那儿有“万有之母。有存在的原点,有最初的能量。

比如『天安门』,1976年的清明,远在四川成都的陈墨写出了“天安门啊!从那时起,你又穿起了龙袍,又戴上了那光芒万丈的顶翎,从那时起,你就慢慢地变了,变成了宗教的神坛,变成了帝王的国魂”,而在北京的诗人们呢?诗人难道要等到群众街头巷尾、饭后茶余议论的时候才跟在后面发出声音吗?记得黄翔曾经说过,朦胧诗是当局的口香糖。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嚼头。一个时代,连喉咙都被挂上铁锁,朦胧有什么意义?

 

燕子:一部分学者从文本主义、实证主义出发,质疑文本,质疑“感情记忆”,提出“伪民间”、“伪地下”。并且用现在的审美观评价时代的作品。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评价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为时过早,一个时代也不只有一种文学审美标准。我对主流的、大多数人的合唱总是质疑。我们非常感谢陈墨先生特意为我们送来已经转移到朋友家的保存、珍贵的文学史料。感谢陈墨先生『蓝·BLUE』的信任。更加使我们感到任重道远。你们『野草』每个成员都是一个极为感人的故事,可惜这次时间太短,无法一一采访,请代我们问候邓垦、九九等其他朋友。感谢王怡帮助我们联系、接待。

 

(首发日本双语文学刊物『蓝·BLUE』。刘燕子、刘帮整理。陈墨、王怡作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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