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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3日上午,南方人物周刊在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举办演讲。以下为王怡的演讲实录。

   

王怡: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徐先生,在讲之前,我想说两句,因为徐先生的话给了我一些感动,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新闻业是理想主义者最集中的一个行业,我非常的敬佩,包括南方周末,包括《南方人物周刊》,还有其他的报刊,理想主义者的梦想,首先我觉得他们是同道的,我也表示敬佩。

  因为我觉得新闻人也好,或者知识分子也好,在今天的大时代,面临这样的转型,而且未来会面临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在这样的大时代,你到底要干什么?是帮助每个人活在真实当中,还是活在谎言当中,这就是理想主义者最起码要做的,我上个月到瑞士参加了一个国际南北传媒节,主题是“中国及其发展”,我参加一个现场的辩论会,辩论会上有几个传统官方媒体的人士,一个是陕西省电视台的副台长,一个是光明日报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这个辩论会上,瑞士的一家周刊的记者就问,在中国的管制和新闻限制的制度的问题,陕西电视台的副台长说,我在中国写什么都是自由的,我可以随便的说。

  我当时很生气,说这两位好象不是跟我从一个地方来的,我就问他,陕北石油案报道了吗?朱久虎被抓,维权代表冯秉先先生也被抓了,你们有没有报道过呢?我怕他说谎,我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你们从头至尾没有报道过。在今天我不谈新闻管制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我谈的是一个新闻人或知识分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你当何为,你能不能保持自己不卑不亢的写作的状态和精神的状态,你帮助大家更多一步的活在真实当中,或者更退一步的活在谎言当中,这是我尊敬《南方人物周刊》以及其他一些媒体的原因。在今天,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起码标准是什么,就是你也许不能决定、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写什么,但你必须知道你不能写什么。我当时就讲了中国青年报李方辞职的事件(以下乱码略去100字),这就是新闻人最起码的良知。

  在这一年多以来,在《南方人物周刊》里,他们的同事和运作里面,我能看到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气氛,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刊物,这也不像给他们做广告。

  接下来我们谈今天的专题,我想做今天的一个标题就是“地方主义与四川”,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也是我的母校,在我的词典里面,地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词汇,仅次于自由和民主,有一个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和制度里面,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个人永远不被发现。换这个我最喜欢的词,就是在中国地方永远不被发现。地方这个词,哪怕这个地方就是你伸手触及你站立的地方,也是遥远的地方,因为它不被发现。在这种文化的格局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方向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中被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家乡,对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不需要伸手就可以触摸的土地,往往却是遥远的土地,往往在政治上只是被统治被管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是在我们的文化上被遗忘的角落,在我们的情感上也是被忽略的,以前我很不客气的说过一些话,我说有些人自己家里的房子被拆迁了,他不发脾气,他听说台湾人要独立了,就气得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一种什么心理。这就是说我说的那句歌词“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遥远的地方是崇高的,跟他紧密相连的地方反而很抽象,这是违反人性的。我理解为什么要做四川人的专题,他们也可能接下来做其他的省份的专题,我不知道。但是区分彰显地域的人群,不是造成人群与人群之间的隔膜,而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感恩的机会,互相说谢谢的机会,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千年,我们还没有相互说一声谢谢,我们还没有相互给予一种尊重,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所以彰显一个人群就带来这样的机会。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四川人要比大熊猫还要珍贵,我们保护四川人要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西藏人就像保护藏羚羊一样,不要听说藏羚羊就流泪,听到西藏人就觉得好脏,这是一种被扭曲的心态。四川人有一个特点,我们说“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因为四川人的口味很重,辣椒吃的也很重,味精吃的也很重,但我理解什么叫地方的口味,就是地方的意识。四川人在中国是口味最重的人群,同样在文化上,甚至在政治上,四川人也是地方意识最强的人,四川的地方主义最强,但是地方主义在我心中也是一个美好的词,这个词在很大的意义上,或者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今天讲地方保护主义,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所谓“省界意识”,也是被批判的,说是破坏大一统,破坏国家凝聚力的负面的地方意识。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看巴金,最近巴金去世,很多人谈到巴金思想里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两个倾向,一个方面无政府主义与左翼的思想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从这个方面看无政府主义,说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很多的联系,这也是巴金先生从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最后走入共产主义的原因。但是,无政府主义和右翼思想也是有很深的关联的,比如说反对中央集权,巴枯宁就是巴金的巴,他在反对中央集权上是最激烈的,他是思想史上对中央集权进行了最深刻批判的思想家之一。无政府主义我们有很多的误解,在我们这里也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以为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就是混乱的,意味着无序的状态,但是无政府主义提倡的是完全的社区自治,是群龙无首的状态,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后,是联省自治的状态,四川和湖南是两个联省自治中最重要的省份。我没有找到巴金对这个问题的资料,但当时绝大部分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也几乎都是主张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的。

在我们的情感当中,重新去发现一个地方,重新建立、建设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起源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前一段时间我非常希望到广安去看看,因为广安有四川政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物,是谁呢,不是邓小平,而是蒲殿俊。他是第一任四川的都督,也是四川保路会的会长,是四川咨议局的议长。他是四川两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四川人自己推选出来的四川人的领袖。他是一个文人,他早年从日本留学回来,他和罗伦、张澜就是我们川大的老校长,一起搞保路运动,这些人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也领导了四川的地方自治运动,最后在1911年的10月7日,当时我们知道四川的总督,被称为屠户的赵尔丰,他在10月7日宣布了宣示四川独立书,上面说,“自今日之后,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这是两千年来四川最伟大的一天,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四川重新被发现了。

保路运动的实质,辛亥革命的实质,我们以前更多的是从满汉之间,就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辛亥革命,汉族人推翻异族的统治。或者从推翻帝制要求民主的角度去理解辛亥革命,从这两个角度理解。但是从保路运动理解辛亥革命,还有第三个意思,在以前其实是被省略或者忽略的,就是地方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地方主义反抗中央集权。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末年,地方的督抚,地方的势力开始做大,1905年清朝派了几个人考察西方的立宪制度,回来后建议三件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建立地方自治,在这之后各个省咨议局,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从大清国里面独立出来,留待一个统一的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成立,这个是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实质,在整个过程里面,四川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第一场大规模的民间维权运动,第一个是反对中央集权,当时他们就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第二是反对国有化,朝廷把民间筹资兴办的铁路国有化,四川人就站出来,捍卫私有财产权。地方主义和反对中央集权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全国各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主义的兴起。

据说我们在几十年前已经有了一个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时候,各省有很多刊物,叫做新四川、新广东、新湖南等等。在我的理解里,没有一个新四川,怎么可能有一个新中国?他们当时发现,你如果要爱国的话,你首先要爱自己的家乡,你首先要有一个新的四川,新的成都,你将来才可能有新的中国,这是当时提出的地方主义新的路径,爱你身边的人,爱你的邻居。所以我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看法,因为我是一个地方主义者,我也是一个四川主义者,我觉得我的家乡如果不是一个共和的状态,我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个共和的状态,四川如果不是一个民主的四川,中国就一定不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四川人如果在政治上不被彰显出来,中国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彰显出来,这是我非常坚固的看法,梁启超在清末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我们以前只知道有朝廷,把我所喜欢的地方这个词带进来也是一样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地方。地方主义就是扩大的个人主义,胡适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对学生们这样讲过,你们为自己争人格就是为国家争国格,他说这个世界就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把自己先救出来,让自己首先活在真实当中,对于新闻人和知识分子来说,也帮助别人生活在真实生活当中。

  为四川、为成都、为绵阳争夺独立的品格,文化上的品格,情感上的品格,政治上的品格,就是在为国家争品格,在这样的意义上,我非常尊敬我的家乡,非常尊敬四川在它的历史上所涌现出来的一系列的人物,包括在刊物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列举了一些从古到今的人物。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称自己是四川人或者成都人,再大一点被称之为中国人,共同体实际就是品牌的延伸,就是大家共用一个品牌,大家共用一个称呼,我愿意和别人分享同一个称呼,叫四川人,或者四川大学的学生,都是共同的称呼,共同的称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荣誉可以低成本的复制、传递到你的身上来。但耻辱也会低成本的传递过来。比如说前些年,深圳曾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标语,严厉打击河南诈骗集团,河南人就很不高兴了,河南人说这是对我们的歧视,河南就出了一本书“河南人惹谁了”,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共同体,但是有一些共同体、政治的共同体,可以是自愿选择和缔结的共同体,你生在这个共同体中,你就要承担它的羞辱。

  在前年广东有公司招聘,明确讲四川人不要,也极大的伤害了四川人的自尊心,有几个民工认为这是歧视,侵害了他的宪法平等权,有几个律师到广东去帮助他们打官司,说这是歧视。是不是歧视可以讨论,但另一个方面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共同体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愿意分担羞耻的,你与别人共享一个称呼的共同体,在这样的观念上,你是否愿意被称为一个四川人,或者什么样的人能在一起被称为四川人,进而你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中国人这个称呼?这种分享的实质就是一种共同体的关系。包括文化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但不包括行政上的。这里面我就看到,从我的脚下,从个人主义和扩大的个人主义,就是地方主义,再到国家主义,只有这一条路。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一个四川人,我就不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我做不好一个四川人,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盐有味的四川人,我做四川人就做得没有味道。这是四川人地方主义的一个特点,因为四川有一句话,很多人经常引用这句话,四川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因为在统治者看来,四川是出刁民的地方。四川人的文化品格有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是道家文化的,因为四川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边缘的人物,有将近一半都出在四川,四川传统的文人,比如说李白,李白的气质,李白在诗歌中所体现的气质就是道家的气质,就是逍遥,四川人现在也很逍遥,我坐在三轮车上很有体会,你少给他一块钱,他宁愿在那里打扑克牌也不理你,四川人也想挣钱,但是四川人也想晒太阳,就是要坐茶馆,四川人在这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平衡,所以在今天这样高歌猛进的时代。这样一种中庸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品格,能不能被接受,能不能被原谅,能不能理直气壮?会不会被淘汰,这是对四川人的一个考验。

  前段四川人物周刊有一个摄影记者过来,说你们四川人的电梯要比我们上海慢,到了门还老是不开,是不是你们故意调成那个样子的,让我着急死了。我前段时间看到台湾有一个记者,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不可思议的成都人,成都人起的最晚,最喜欢睡懒觉,走路最慢。钱很少活的也很滋润,这里面有逍遥的理想,这个逍遥的理想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四川是活在儒家文化圈的边缘,四川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一路数下来,四川的文化人,四川有很多了不起的文化人,但是四川基本上不出圣人,山东出圣人,最大的圣人和最大的盗贼都出在山东。但四川的文化人基本都是怪才、鬼才,异端。都像李白、苏东坡这样的,都是要打倒孔家店,要写厚黑学的。这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精神,对苏东坡来讲,东坡肘子是最重要的,立功立言立德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四川文化人的特点,就是求逍遥求自在。

  在传统的儒家的中国圈里面,当然我们要区分一点,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内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家的精神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状态,很自由,比如逍遥。但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分,道家的逍遥绝不等于今天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因为道家的逍遥是不与任何人合作的,因为第一他看穿了传统儒家和皇权专制树立起来的宏大叙事,他不愿意参与,不愿意作为人生最重大的理想,所以他才回到逍遥的状态。

逍遥就是无所待,大鹏展翅,但没有大风就飞不了,还是有所依赖,四川传统的文化品格所追求的逍遥就是这样,我不跟你合作,但是我也看不到人与人之间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所以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亡于江湖,他也看不到两条鱼,三条鱼怎样在一起创造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当中的自由生活,他看不到,所以这是逍遥。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所以四川人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文化品格,我认为是后逍遥,前自由的状态。我们没有看到出路,但是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在传统来讲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前逍遥后自由的状态,很大的消解了中央集权的文化的向心力,对人的精神的压迫力消解了,消解了传统儒家礼仪对人性的束缚。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有人曾经分析清代中期的婚姻冲突,找到了上千例的清代中期家庭之间、婚姻之间性关系发生的各种冲突,上千个案例,按照各个省排下来,结果非常令人吃惊,四川的文化品格在里面非常的典型,它列举了几种后果,包括婚前有性行为的,或者被强奸的,或者婚后通奸的,后果要么被加害人打死的,要么被家族打死的,要么是自己上吊自杀的,各个省列下来,非常的明显,中国从北到南死亡比例不断的下降,山东又出圣人又出盗贼的地方,当然这只是上千个案例,有偶然性,但在山东总结的30几个案例里面,全部都是死的,百分之百死的。直隶也接近百分之百,南方各省都偏低,四川最低,是百分之零。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非常得惊人,传统的儒家礼教对人性的捆绑,在四川是最低的。所以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人讲四川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四川的男人做饭是做得最好的,生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也不是给四川的男人做广告。

  人性在一种道家精神的影响下,有非常大的抗争,因此我对魏明伦先生说,为什么为潘金莲翻案的人会在四川,因为这个武松太坏了,因为四川是不出武松的。潘金莲要是四川人,根本不会死。所以这是四川文化的品格,道家的气质。道家的气质是求逍遥求不到,求自由也求不到。所以我们说四川是整个中国出怪人最多的人,以前的传统民间宗教是称为所谓的“反动会道门”,49年取消了,50年刘伯承进了四川之后,狠狠的把四川的会道门镇压下去了,因为在49年以前的传统社会,四川的会道门是最厉害的,我以前找到一个会道门的资料全编,我看到49年以前中国的各种会道门的组织几乎有一半的总部在四川,或者发源在四川,或者会首在四川。所以刘伯承进到四川之后,四川镇压会道门非常的惨,也是最厉害的,最血腥的。杀了几十万四川人。

  这几十年也是,尤其是我老家,我老家是绵阳,整个川北是最出怪人的,我举几个例子,海灯法师,严新气功师,在我们老家的山上修炼了好几年。我们老家旁边的山很有名,胡万林也在那座山上修炼过。一千多年前李白在那个山上也修炼了好几年,跟着道士学剑。刚才我也提到,在49年以前,有一个人李长之写过李白传,他基本把李白描绘成道家人物,对李白学道的经历,包括道家的气质,逍遥的气质。49年之后,他又重写了李白传,李白就变成爱国主义诗人了。把道家的气质就去掉了,四川的道家气质,特别出这种怪力乱神的人。

也包括像牟其中这种人,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的人,这也是道家带来的影响。我们不是说道家气质,意味着四川人很了不起,道家气质也有负面的。就是他找不到出路。我们回过头来说蒲殿俊,他是真的很了不起。因为四川是整个中国凹下去的一块,我们都知道,以前有本书叫天下四川人,就是四川移民的状况,四川两千年的历史,我叫做被进入的历史,因为四川的两千年的政治史就是被进入的历史,最早是秦孝公入川,我们给你们送一条金牛,所以四川就把路修好了,结果人家的军队就进来了,所以成都现在就有一个金牛区,这是古蜀国的亡国。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其他的考古,我们发现四川远古的文化和中原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发源,虽然我们说它在儒家中国的边缘,但是最终还是纳入到了儒家文化的版图里面,我们可以数一数。不管是秦孝公入川、还是诸葛亮入川、满清人入川,蒙古人入川,还是国民党入川、共产党入川,每一次来了就杀人。四川人两千年的历史不是四川人自己的历史。

四川人对你来讲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是客体,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当中,四川是一个客体,我们说地方永不被发现,49年以前,整个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理解是地方主义的兴起,最早在檀香山最早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宗旨里面写的是要建立合众国,就是联邦共和,到辛亥革命之后,武昌起义之后,18个省宣布独立,在宣布独立的通电里面,提出的政治理想都是联邦共和。在整个30年间就是联邦共和的理想,让地方重新成为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联省自治,20年代到30年代,四川和广东、湖南,这场运动中的三个重镇,湖南是闹的最厉害的,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梁启超就给陈宝箴写信,建议湖南自治。说如果天下的局势都败坏不可收拾,中国可以联省自治,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当时就这样的提出。四川在政治上主要是一个被进入的地方,譬如湖南是一个输出革命的地方。不同的省有不同的文化品格。到了20年代联省自治的运动当中,湖南是全国第一个颁布出湖南省宪法的地方,当时的省宪制度。四川比较晚,但是四川没有成功,所有的川军将领发布了一个四川自治公约,因为北洋政府不断的抑制,国家政府很腐败。四川人就站出来自治,这也是北洋政府感到最头痛的。

到了1921年,是全国联省自治运动,也是四川自治运动的高峰,这一年川军将领也有一个通告,说中华民国中央统一合法政府未成立之前,四川实行完全的自治,不受外力的干涉。谁违背诺言,全川军民共击之。到10月份的时候,就推出了刘湘为四川的省长,他也发布了自治的条例,基本也是相同的原则。3月1日四川省的议会成立,发布了正式的独立自治的的通告,四川男女平等,独立自治,民选省长。到22年3月份的时候,四川成立了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拿出了四川省宪法草案,但这个时候刘湘下台了,杨森打过来了。四川的自治独立运动也就从此夭折了。

但是四川人最有地方意识,是不是四川人就没有对中国的认同呢?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建立在地方主义上头的国家认同,是最可靠的。八年抗战,川军慷慨赴死,死了几十万人。这是心甘情愿为中国人的天下做盐啊。刘湘说,我们军人打了这么多年的内战,现在唯有去打日本人,唯有死在和日本人的战场上,才能洗刷我们中国军人的耻辱。刘湘这句话他自己是应验了的,他死在战场上。你看共产党哪个将领有我们的刘湘将军爱国?刘湘是瓜娃子啊,四川的军人瓜得不懂得乘机发展自己,以后得到天下,可以对日本人说谢谢啊。

 

49年以后,我们进入了完全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再也没有地方了。改革20多年来,个人开始觉醒,地方也开始觉醒,我把地方的崛起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分公司的阶段,省的意思就是分公司,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的关系,分公司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你只是一个派出机构,最近20年的市场改革,带来了地方的鼎盛,地方在财富上的鼎盛,在文化上也逐步鼎盛,在政治上也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了,四川省政府在某些事情上也会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了,比如90年代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的时候,98年大洪水以后要求四川省退耕还林的时候,地方政府也会要价。这个时候就慢慢过渡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子公司的阶段,子公司就有独立的人格了,中国若是一个集团,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省里面的每一个市就是子公司,由中央来控股的独立的法人,中央仍然是控股股东,我们今天实际上就处在这样的阶段,所以中央在某些问题上,在我们这个社会地方开始被迫的承认地方的存在了。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必须坐下来和地方谈这个问题,中央越来越穷,地方越来越富,就谈分税制,谈国税和地税分开,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像以前中央集权那样完全的垂直,而是开始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分。

  《南方人物周刊》做这个专题,也是在文化上去重新发现一个地方,重新构建一个地方。第三个阶段仍然是子公司和公司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反过来,不是中央控股,而是地方去控股中央,什么叫议会,议会就是这个国家的股东大会,就是由各个地方控股中央,让我们的权利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在英国的法律谚语有一句话“国家的权力到我的鼻尖为止”,这是个人主义的起点,进而去发现一个地方,让它成为不再遥远的地方,而是成为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地方,我们的权利从这个地方往下延伸,包括我们文化上的品格,我们的情感都从这个地方去延伸。这个国家才有真正的希望。

  这是我所理解的地方主义和四川的关系。“四川”这两个字,“地方”这两个字在我心中的意义。我们要建设新的四川,我们才有新的中国。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怡先生,谢谢我们这位四川的老乡,谢谢我们的校友。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四川人讲的飘逸,还有博学,由于时间的关系,很可惜王怡先生不能再多讲了。  

 

(感谢新浪网的现场记录,我做了一些错误文字和记述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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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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